【编者按】在快速迭代的科技浪潮中，我们常为新生事物的璀璨光芒所吸引，却鲜少深思其背后暗藏的颠覆性力量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彼得·豪威特，用“创造性破坏”理论为我们揭开了这层迷雾——从柯达帝国的崩塌到人工智能的崛起，每一次技术飞跃都在重塑世界的同时，碾碎旧时代的生存土壤。这位79岁学者高中时曾是“问题学生”，因办公室一台羊毛报价机电传机点燃经济学热情，最终构建出影响深远的理论模型。他的思考尖锐而充满温度：当变革洪流席卷而来，我们该如何平衡创新与阵痛？丹麦的“柔性安全网”或许提供了启示，但更迫在眉睫的是，若社会因恐惧而抵制进步，我们将亲手锁死未来的可能性。这篇对话不仅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，更是身处技术爆炸时代的每个人都需要聆听的警世箴言。

普罗维登斯——多年前，彼得·豪威特还在读高中，课余为安大略省一位企业主打工。这位老板从事羊毛进口生意，将羊毛卖给加拿大的纺织厂。办公室里有台电传打字机，实时显示全球羊毛价格波动。

豪威特好奇价格为何起伏，已故的老板卡尔·温格便向他讲解供需原理。现年79岁、身为布朗大学荣誉教授的豪威特在采访中回忆道，那一刻他被深深吸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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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对我说：‘如果你真想搞懂这些，大学就去学经济吧。’”豪威特坦言自己高中时并非“优等生”，还有“一些行为问题”。

他并未立刻开窍，直到接触宏观经济学——这门研究经济整体运行、聚焦失业、增长与通胀等宏观指标的学科。

豪威特后来成为顶尖经济学家，参与构建了“创造性破坏”的数学模型。今年，他与其他两位学者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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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能否给非专业人士举个现实中的“创造性破坏”案例，说明它如何推动增长或转型？

豪威特：环顾四周，我们会发现无数五十年前闻所未闻的奇妙事物。它们为人们创造各种可能性，丰富生活，但也摧毁了许多企业与他人的生计。例如，五十年前若投资柯达公司，你会认为它是全美最稳健的企业之一。如今柯达已破产，因其技术不再领先，价值归零。

再比如：除非你是服务高端客户的顶尖旅行代理商，否则这行已难以为继，因为人们能自行在线预订。

这只是随时间推移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。随着技术进步，我们不再需要98%的人口务农；能用更少工人实现更多制造业产出。

又如人工智能：它将让部分人获得惊人生产力与巨额财富，但销售、营销、设计、客服等岗位的需求将大幅减少。

我们不禁担忧：这些被替代的人该怎么办？正如百年前的人们无法预知今天，我们也没有答案。但希望它能像过去的重大革命——虽然颠覆生活，最终却让全人类受益。以动力织布机为例：它摧毁了高超手艺工匠的生计，且他们再未恢复昔日地位。但今天谁会认为不发明动力织布机更好呢？

问：“创造性破坏”是否可能导致破坏性循环，让太多人或地区掉队？若有机会，您会对政策制定者提出哪些风险缓释建议？

各级政府确实应努力引导新技术发展，侧重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的效能，而非其摧毁岗位的潜力。企业也面临选择：是提升员工效率，还是用更高效率的机器替代他们？这虽是挑战，但政府、企业和学界有能力应对。我们需要对技术颠覆下的失业者抱以慷慨支持。

问：是否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较好？

丹麦构建了一套卓越体系并沿用多年。因技术失业的民众在接受再培训期间，可长期获得原工资90%的政府补助。企业无需支付高额遣散费，这种灵活机制不影响企业活力。

我认为很有借鉴意义。丹麦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，民众自述幸福感更高，且民调显示他们对技术变革后果的忧虑程度全球最低。

问：人们对技术变革的担忧会产生什么后果？

如果我们不能像丹麦那样用实在的政策缓解民众焦虑，他们就会支持那些试图阻碍新技术的政客。这将使我们错失所有未来可能的技术红利。美国当前是技术领导者，但若社会阻力持续，地位必将不保。

问：目前高等教育公共资金面临政治压力。社会对研究机构的投资回报存在哪些误解？

人们低估了美国大学在奠定本国全球技术领导地位中的巨大作用。这不仅是计算机技术领域，甚至可追溯到农业技术。这是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，而美国始终走在前沿。

其中许多成果得益于美国农业部通过赠地大学协调的项目，特别是抗旱抗病玉米新品种的研发，大幅提升了中西部玉米产区的生产效率。

一位哈佛经济学家估算，这类投资的社会年回报率约40%，且持续数十年。个人电脑的发展也有类似轨迹。

问：韩国、德国等国大力投资高校科研，创新成果显著。如果美国对高校投入不足，会丧失竞争优势吗？

当然有风险。许多外国政府正思考：“这是吸引顶尖人才来我国而非美国设立研究机构的机遇。”但这并不容易，因为存在网络外部效应——顶尖学者希望聚集在同行密集之处，密切互动能提升整体生产力。

要吸引人才迁移，必须促成群体性流动，让考虑搬迁者确信目的地已有大量高质量人才社群。这很难实现，但若当前趋势持续，其他国家很可能迎来突破。